贺岁片《第二十条》的“呐喊”与关怀 -威斯尼斯人0907官方网站

　　2024年的春节档，张艺谋执导的《第二十条》如期上映。该片很容易让人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然而实际上，二者毫无关联。后者是美国后现代小说家约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代表作，主要目的是讽刺美国现实的荒诞和非理性,《第二十条》则是一部现实主义喜剧片，“article20”更是有较为确切的能指，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
　　作为贺岁片，影片《第二十条》距离中国内地第一部贺岁片——1998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贺岁档电影应当是怎样的？是单纯的带给观众笑声“一笑了之”？还是同样可以触及人民群众关心的真正问题并引发观众进一步的思考？显然，《第二十条》是对后者的尝试和回答。
　　与众多贺岁片不同，随着叙事的推进，《第二十条》渐次展开了为普通人“呐喊”的社会画卷。雷佳音饰演的检察官韩明，从县城挂职到市检察院，生活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他先是卷入了一起颇具争议的案子，后是儿子因为出手阻止校园霸凌而被立案。紧接着，韩明之前办理过的一起案子的当事人，也在不停歇地上访中，搅扰着韩明紧张忙碌的生活。影片三条线索，三个案子相互交织。不仅第一个案子的受害人沦为被告人，后两个案子中见义勇为的主角同样沦为被告。三个案子都关乎公平与正义，都因为公平与正义难以实现而摧残着当事人的身心和生活世界。
　　第一个案子中，聋哑人郝秀萍和丈夫为了给聋哑女儿治病，走投无路的他们借了村霸的高利贷。结果等待他们一家三口的是更为雪上加霜的生活。由于郝秀萍夫妻无力还债，村霸为索要债款使出了各种逼迫手段，比如在郝秀萍家的房屋上喷上黑红两色的恐吓讨债字眼。更要命的是，村霸还借此一次次强奸、蹂躏郝秀萍。在此过程中，郝秀萍的丈夫则被拴上狗链绑在房门口，他被迫目击暴力一幕幕在他的妻子身上上演。终于，在忍无可忍之下，郝秀萍丈夫予以还击，但他却因为将村霸捅成重伤，而面临着法院对其行为“故意伤害”的定性。
　　第二个案子中，韩明儿子韩雨辰，因为撞见学校教导处主任的校霸儿子在卫生间凌辱同学，路见不平行使正义。然而，韩雨辰在和校霸纠缠中打伤了对方，后因为拒绝向后者道歉，而被对方报警行政拘留。即将参加高考的他，不仅可能在借读的市中学无法立足，还有可能背上污点从而影响升学。
　　第三个案子中，公交车司机因为目击小混混性骚扰女乘客而挺身而出，结果主持公道的公交车司机，由于打伤了小混混被判三年。出狱后丢了工作的公交车司机，原本想息事宁人艰难求生，但妻子的早逝和女儿的精神创伤，迫使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漫的上访旅途。
　　上述三个案子“共享”了同一个叙事进程：施害者扮演成受害者，受害者反而成了施害者。人生的荒诞感扑面而来。这又何尝不是黑色幽默？郝秀萍家里破旧的院落宛如人间炼狱，让人联想到猖獗的电信诈骗对受害人家属的疯狂报复；脱光衣服辱骂虐打拍视频的镜头，则让人不自觉地想到充斥网络的霸凌视频。正义被戕害的公交车司机，和一次次外出讨要“说法”的秋菊没有本质区别。村霸、校霸、恶霸，这一切如此坚硬，又如此让人胆寒。
　　电影既有对现实的批判，也有对理想生活的希望。一方面，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了半年多的村霸死了，从正在施工的高楼上跳下来的郝秀萍没死，韩明“舌战群儒”的发言感化了在场的所有人，案子终于被定性为正当防卫，参与村霸闹事颠倒黑白的村民被惩治，郝秀萍丈夫无罪释放得以一家团圆。一方面，被撤职的吕玲玲也恢复职位，韩雨辰也被撤案了，不再担心未来的求学问题；公交车司机的女儿也将在社会的爱护和帮扶下完成学业。影片尾声处对公平正义的大胆声张更是掷地有声：它在司法系统，也在一个个普通老百姓的人心里。检察官“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此外，影片的批判性还在于其达到了果戈里“含泪的笑”的艺术效果。看似体面的检察官韩明，实际上过得一点都不安逸。儿子借读，自己借调，他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韩明在家里家外都过着小心翼翼的生活。在家他讨好老婆，在外他讨好上司，在外他安抚群众，一切不过是想让生活过得再好一点。然而，生活却处处为难他。腰椎间盘突出的他，借着体验的名义“白嫖”了一个多月的按摩椅，又在店员的推荐下继续“薅”起了按摩眼镜的“羊毛”。生活何其艰难，活着何其卑微。
　　不过，尽管影片后半段的一系列“转机”多少让人觉得不够真实，这些暖色调的出现更是削弱了影片批判现实的力量。然而，作为贺岁档电影，暖色调的出现似乎很有必要。如果说生活本身缺少希望，那么艺术的其中一个职责就是给人带来希望：“看清这个世界，然后爱他”。批判和“呐喊”是为了看清楚，希望和“关怀”是为了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总体来说，《第二十条》能够较好地平衡艺术对现实的表达和贺岁档对于影片戏剧性因素的规定。
　　正如著名学者王一川所言，《第二十条》“采取化理为情和以喜出正的美学手法营造出喜正剧风格，使影片更贴近观众。”“化理为情”“以喜出正”恰恰是《第二十条》独特的美学风格。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喜剧片的边界在哪里？进一步地，艺术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何在？如何处理市场/票房与艺术使命的矛盾？《第二十条》的口碑和逆转的票房启示性在于，艺术不是自娱自乐的游戏，也不应该是资本的狂欢和投其所好的产物。艺术更重要的使命在于唤醒和改变：唤醒大众对生活的感知和对社会的信心；推动现实改革并促进社会发展。